十七年及其尾音
文
洪子诚、后商
青少年时期“做好自己该做、能做的事情”
后商：您家乡在广东揭阳，出生时，抗日战争刚开始。您最早的记忆是关于什么？您读小学、中学，当时的学校是怎样一种情况？
洪子诚
我出生年月是年6月（阴历4月），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由于年龄和生活环境的关系，我对抗日战争没有什么亲历的记忆。据我所知，日本*队两次占领广东潮汕地区，两次时间都不长。一次是年，主要是占领汕头、潮安一带。第二次是年、年。我的家在揭阳县城榕城（现揭阳市榕城区），两次占领，我们一家都到乡下祖父母家避难，不过日本*队没有进入这个村子。
好像我就是年避难到乡下出生的。出生时，我瘦弱多病，也特别难看，大人们开玩笑说我是在大榕树下捡到的。很长时间，长得丑是我的“心理阴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就为没有任何女生正眼看我而暗暗苦恼。小时候，我迟钝，有记忆要到四五岁，大概是我上基督教会办的幼稚园。我有次逞能跨一条水沟，掉到沟里全身湿透。牧师领我去牧师家给我换上衣服。他家小院里有一棵无花果树，他摘了两个无花果给我吃。《圣经》常写到无花果，《创世纪》里的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知道羞耻，便拿无花果树叶当裙子。这件事记忆得很深和《圣经》没有关系，就是当时嘴馋才忘不掉。我多次说过，上小学时，我不是好学生，没有读什么像样的书，能说的只是一些“劣迹”。初中就好一点了，懂规矩了。
那时候，上学竞争没有现在这般激烈，学习好像没有那么紧张、焦虑，日子过得相对简单，没有很多的诱惑，但也没有很多的选择，大家要走的路子差别也不大。自然，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也比现在少得多。不过，也很难说哪个时代好，各有不同的“活法”吧。
后商：根据现有的资料，您的启蒙大概有两个源头，基督教和文学经典。您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你在一次访谈时说到，“宗教的影响在我最主要的是，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区分的信心，虽然美丑等等的标准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同时，您在还没上大学时，就读了许多文学作品。这些对你的生活和后来的学术工作产生什么影响？
洪子诚
“启蒙”的源头，我真的没有想过。基督教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获得的。小时候，我跟着家长做礼拜、读经祈祷，都是父母的要求，我对教义什么的并不了解。母亲是客家人，一辈子为家务劳碌。我们兄弟姐妹九人，都是我母亲拉扯大的，只是到最小的两个双胞胎弟弟出生，才请了两年保姆帮忙照料。“保姆”，潮州话叫“相扶”，一个文雅也温情的称呼。懂事之后，每天都看到母亲清早起来就生火做早饭，南方每天总要洗一大盆衣服，母亲凉上竹竿后就去市场买菜准备中饭、晚饭，日复一日。父亲是医生，不过不是正规的医学院毕业，他先在一个当医生的亲戚那里做学徒，从扫地倒痰盂做起，后医院进修，结业后当见习医生，又到上海医学院进修一年，拿到肄业证书。诚实，不偷奸耍滑，努力做好自己该做、能做的事情，不要看不起身份微贱的人，厌弃骄奢淫逸……这些都主要来自家庭的言传身教，都是父亲母亲反复说的做人道理。当然，在这样的家庭，受这样的教导，肯定缺乏革命、开拓精神，养成保守、墨守成规、胆小怕事的性格。
后商：年代末，您到了北大读书，毕业后留校，在北大教写作课。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宗白华、王瑶、钱学熙、蒋荫恩、任继愈、吴兴华……，现在我们最常提到的是他们的风骨。在您的印象中，这些教授有何种风度和修养呢？他们和当时的大学生能打成一片吗？
洪子诚
年，我考入北京大学，这所大学有许多杰出的学者、教授。宗白华、任继愈先生当时在哲学系；朱光潜先生开始在西语系，后来也转到哲学系；吴兴华先生在西语系；蒋荫恩先生在中文系，但他在新闻专业，58年新闻专业合并到人民大学他就离开北大了。这些著名教授我都不认识。北大中文系也有许多著名教授，像游国恩、王力、林庚、杨晦、吴组缃、王瑶、高名凯、朱德熙、吴小如等，我都上过他们的课，或者听过他们的讲座，自然学到很多。毕业后，我留校分配到写作教学组，这个小组属汉语教研室，教研室副主任朱德熙先生分管我们教学组。
这些先生大多平易近人，也有很多向他们请教的机会，但是在北大期间，以至、年代，我却从未独自拜访过他们。我说过，这对我的学习、成长和后来的研究肯定是损失。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觉得自己在知识方面不具备和他们交谈、请教的条件，另外一个是“社交恐惧症”，我确实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心理。
年“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研讨会合影
“十七年文学”
仍在继续“预示未来走向”
后商：关于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工作情况。从相关材料来看，年代您的文体和风格趋向节制、理性。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洪子诚
无法讲清楚这个变化的原因。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年代初的形势。到年的那种“大跃进”在年代初遭遇了失败，热潮已经消退，我的心随之平静下来。从年下半年到年，全国学校强调正规的教学秩序，北京大学也向师生强调多读书，为我们补上因为“大跃进”耽误的课。我所在的年级其实没有真正上过“现代文学史”相关课程，临近毕业时，王瑶先生领头，几位老师才第一次给我们做了一组相关讲座。另一个原因是毕业后我教写作课，在选择、分析“范文”和批改学生作业时，认识到表达、文体的重要：一个意思，一个情景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不同的方式所传递的情意也将不同，甚至相距甚远。
还有就是，我这个时期的阅读的感受，生发出了以前未曾出现的简洁、节制之美。这个时期的阅读，我说的是《世说新语》《聊斋》《红楼梦》，曹禺的剧本，高尔基的《回忆录选》《猎人笔记》，屠格涅夫的《回忆录》，特别是当年中译的全部契诃夫的小说和剧本。高尔基这样写到对契诃夫的印象，说每个人在契诃夫的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愿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自己；抛弃那些书本的词句和时髦的用语所织成的五颜六色的衣服……这也是我当时读契诃夫的小说、剧本的体会。当然，契诃夫的那些跟冷静的绝望相近的沮丧，对我也可能是一副“*剂”。
后商：您从事文学研究之初，就选择了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为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活力。今天，“当代”已不再“当代”，但我在阅读中发现，您所讨论的“十七年文学”，仍然很鲜活，譬如您在文学史涉及的周扬等人，以及在“我的阅读史”涉及的郭小川、*秋耘（*秋云）、叶甫图申科（叶夫图森科）等。这是否可以说明，您似乎更看重个体经验与价值？在文学史中，作家论和历史叙事又该如何平衡呢？
洪子诚
说“选择”也可以，不过我在另一个地方谈过，这种选择带有后退、无奈的意味。在“新时期”的年代末和年代初，让我激动的不是历史，而是现状，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思潮，新人新作，目不暇给的现象。有才情的批评家和研究者没有不被吸引、自觉投入的。我也同样。但是我尝试失败，发现自己不能胜任之后，我才“选择”当代“史”的。我对“当代”前三十年的文学情况比较熟悉，便沿着这条省力气也安静的老路走下来。当时没有料到，“当代”前三十年多年后会变得颇热闹，会有很多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