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对于苏联时代的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对于工会的认识是充满疑惑的——在人人都工作、没有资本主义雇主的地方，工会从事什么任务呢？生活水准不会通过富于战斗性的工资要求而得到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在个人消费和各种其他项目（投资，社会服务，等等）之间的分配是要选举产生的议会作决定的。
组织自由以及罢工权是人们重视的个人自由。无疑会有一些极端分予以幻想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名义鼓动罢工，把这里建议的混合结构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更糟。人们希望理智将占上风。组织自由工会之权是防止滥用权力和非法特权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现代复杂世界里，如果无情地使用工会权力，会对他们本国的公民造成严重危害。它们和管理部门必须调整的重要革新中，包括工作分享，技术进步也是属于一种大规模的劳动力节约。
再回来谈谈社会化企业里劳工在管理决策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应当想到南斯拉夫经验的两个消极方面。一是在严重失业时期，工人在不扩大劳动力队伍方面存在利益关系，因为如果扩大的话，会降低他们的收入。另一点是工人对“他们的”企业缺乏长期利益，因为事实上企业不是他们的。他们一旦离厂时，并不因为在厂工作过而得到好处，也没有股票可出售。有一些可能的纠正办法。一个办法是对工作有明确规定的工资率，这不是公司净收入的一项职能（在南斯拉夫是这样的）。
以利润为基础的适度奖金应能减少或消除对增加劳动力的反对。第二个问题更为困难；“股东”的字眼会使人生气。但是与长期利润水平或基本资产价值相联系的某种服务年限奖可以支付给退休的或调去别处的工人。（见本节后面蒙德拉贡的例子。）重要之处是：通过再三试验和失败来制订一个使工人能支持经济（租社会）有效决策的个人利益型式。
因此又出现的问题是如何处罚那些故意的、民主的作出错误决策的人。出现几种可能性。一个办法是规定：如果民选委员会否决了管理当局的决定而结果出现亏损，那么工人就应从工资收入中（有限度地）扣除一定数额，相当于如出现盈余他们可得到（有限度的）奖金的比例。这个数额应多大呢？像俄国那样称为“第13个月工资”的数额足够吗？是否需要更多以克服不愿冒风险的态度？
当然，理想地说，人们希望创造一个模式，其中，下级单位的物质与道义利益总是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但是在一个复杂而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内，这应被视为可以虔诚希望而难以达到的目的。我们从苏联（以及其他）经验中知道，无意地造成劳工和管理当局追求局部利益而造成冲突和矛盾的形势是多么容易。
真正的合作社是由其成员管理的。正如已经说明的，亏损或意外盈余都应由他们承受或享有，应予课税或（如对社会有益）给以津贴。
值得提到的是，中间性的类型也是可能的，例如：今天在匈牙利，国营的小店铺和咖啡馆租赁给私人经营。显然，在这种事例中，租赁者的收入决定于在支付租赁费和其他成本后的剩余，如这些开支过大则收费可以增加。
这对于没有形成小农阶级的国家的农业来说，是一个可能的方法。例如在英国，绝大多数农场主支付地租给地主。如土地收归国有，国家将对经营农场的家庭或合作社收取费用（地租、租赁费）。地租可以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而分级。这样做是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对任何恰巧经营地理处于有利环境的人们给予不应得的奖励。（在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地方，剥夺其土地会造成尖锐的*治问题，而问题应通过级差税收来处理。）
现在有大量文章讨论“劳工管理”企业。在这方面，早先在讨论南斯拉夫经验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会发现雅罗斯拉夫·瓦尼克（JaroslavVanek）主编的《自我管理》（企鹅读物）一文特别有用。若干严肃前遍论家对瓦尼克自己比较积极的观点提出疑间，他们的分析可以应用于自我管理的社会化企业和合作社。
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注意，并注意南斯拉夫的实际经验。在这里所想象的“可行的社会主义”里，货物和劳务生产的主要部分将来自这两类企业。所以，如果它们是生来就效能低下，那就应当成为关切的原因了，或者我们可以认清效能低下的具体原因，并了解是否能消除这些原因而不危及自我管理的基本原则。
必须记住，关于这个主题的有些著作是高度概括的。当然，这也不坏。缺乏现实感就是对理论僵硬性付出的合法代价。但人们决不应当忘记从很复杂的现实中作出的概括的程度。举一个有关的例子，多马（Domar）表明，一个自我管理的合作社对劳动力供应所作设想的改变，可以完全更改其对价格上涨和税率变动的反应（正式的，理论上的）。他指的是沃德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根据他的设想，价格上涨可以导致自我管理的企业减少职工和产值的矛盾结果。
也有其他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个结果是不可能的。一是竞争的影响（真正的竞争，不是“完全”竞争！）。试想十家自我管理的企业都只生产小机器，都设法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那就是说，它们有可能生产超过它们实际能出售的数量。一个并非不现实的设想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调真正的竞争。假定小机器的价格上升了。在短期内，如果一家公司用较少工人而产量较少，则成员的得利增加，这是可能的；但是考虑到以下的情况，这是可能的吗？
1.生产过程、过程专业化等等具有不可分性。工人不是一模一样的。
2.自我管理的单位往往不愿意（有时其规章规定不可以）辞退工人。
3.更重要的是，商誉在哪里？一旦失去的顾客可能永远争取不回来。而且，今天上升的价格毕竟可能在明天下落。九个竞争者中总有几个不会愚蠢到错过机会。有些具备能力的至少可能处在增加收益的阶段（每单位成本下降）。
4.在不大可能的情况下，所有十家生产厂家都决定在价格上升时降低产量以增加人均纯收入，那么用什么来防止新厂家开始生产小机具呢？当然，现有的生产厂商知道这一点，并希望防止这一点，这是会影响其行动的。
不能排除现有公司对价格上涨不作出反应而仅仅增加其净收入的可能性，甚至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会如此，如果存在人的惰性和各种非正式的例子的话。让新公司打进来，是对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的纠正办法，而且对这里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也是重要的。这也会对减少失业的危险起到作用。
所以必须制订成立新的社会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的成立程序。银行信贷在资助这些“新开张的企业”将起重要作用。这里，国家计划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地区问题、劳动力供应、对未来要求的预测、环境的考虑等，可以并且应该影响决策。但是关于谁真正承担开办新公司任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对集权的国营部门来说，局面是够清楚的：中央计划人员、经管工业的中央机构（相当于英国的国家煤炭局或苏联的电力部）进行计算，采取主动，建立企业。
在另一头，可以这么说，局面也是相当清楚的：合作社企业或小私有企业是由个人或有关集团采取主动而建立的，公共当局对此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直接的推动。但是社会化企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可以设想一套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一些较大的合作社企业的“转化”。
其他主动性应加以鼓励。根据南斯拉夫的规定，“任何公共部门、机构、社会组织或公民集团”都可以采取主动。企业可以合并或分开。中央计划人员也可以采取行动，作出抉择来对扩大现有公司或成立新公司给以信贷。想到竞争的必要性，他们可能赞成后者。必须暂时委派一名经理，并与建筑公司、机器供应商等等签订合同。这些过程中的问题似乎不像是不可克服的，不会拖住我们的后腿。
结语
更困难的将是制订经营标准的任务，这是为了鼓励资源的有效率的利用。虽然沃德设想的一些分配不当可能是一些不真实设想的结果，但小心研究他的理论分析，以及多马、米德、伯格森、（当然还有）雅罗斯拉夫·瓦尼克（他自己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著作的副标题“人的经济解放”中看出来）的著作和南斯拉夫的经验仍然是重要的－虽然应记住南斯拉夫的实践已经多大程度地离其自身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