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电影令人身心愉悦，有些电影令人晦涩难懂，还有一些电影，看完之后令人久久无法平静。《波斯语课》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当我走出影院的时候，恰好赶上一阵狂风。深沉如墨的夜空深处，隐隐传来一声春雷，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一场暴雨。宛如厚重历史中那些被岁月掩盖不住的黑暗往事，始终隐藏在云里雾里，等待有心人撩开面纱。
年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76周年。在那四分之三个世纪前的欧洲大陆上，由纳粹德国掀起的一场反人类的浩劫，不仅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难以启齿的一页，也为之后近百年的电影人，提供了无数悲伤哀婉、抑或可歌可泣的银幕素材。
如今，这段历史已经被写入了课本，而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也大多已离开人世。正如彼得杰克逊在一战纪录片电影《他们不会变老》中暗示的，记忆如果不被重温，必将失去当年鲜艳夺目的色彩。对于当今电影的主流观众——80后、90后乃至21世纪出生的年轻人们，他们距离那段历史实在太过遥远，用“唤醒”这个词已经无法开启他们的心门。那么，要用什么方法去讲述这些，他们不曾真正接触、也没有任何感性认知的久远往事呢？
幸好我们有故事——这一门从人类诞生以来，就不断重复并强化的能力。在讲好一个故事的层面，《波斯语课》给所有试图讲述这段历史的电影人们，好好地上了一课。
正如前文所言，自从一批批的无辜难民被送入集中营以来，关于集中营题材的电影就开始源源不断地上演在各个国家的银幕上。《桂河大桥》和《大逃亡》是好莱坞影人在60年代的初期探索，但内容还是仅限于美*俘虏，丝毫不敢触及平民百姓。当克洛德朗兹曼用一部长达分钟的纪录片《浩劫》，将犹太人被迫害的黑暗历史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告知世人后，电影人的视角开始回归到底层的难民身上。年，由英国和南斯拉夫合拍的电影《逃离索比堡》，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关押在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群体。年，斯皮尔伯格用一部几乎全黑白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为所有消逝在纳粹集中营的生命献上了一首挽歌。
也正是这部以纳粹分子为主视角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第一次深入了集中营的内部，并多次站在被屠杀的犹太人视角，去感受来自那段时光中特有的血腥气息。从士兵到平民，从起义者到受难者，电影人的视角随着岁月的逝去，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接近21世纪的门口，这种小人物视角的故事，在集中营题材的电影中开始更多地出现。年，罗伯托贝尼尼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美丽人生》，全程发生在与“喜剧”二字格格不入的集中营里。擅长唱独角戏的贝尼尼，饰演了一个幽默乐观的父亲，为儿子精心编织了一段“美丽的童话”。年，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用一部《钢琴家》，将华沙的犹太区变成了一座更大的“集中营”，并在故事里让一个犹太钢琴家与一名纳粹*官成了莫逆之交。年，马克赫尔曼导演的《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讲述了一个纳粹*官的儿子，因为与穿着条纹囚犯服的犹太伙伴互换衣服，而被误捕入集中营的不幸故事。
可见，越接近现代，人们对于善与恶的判定标准，也变得越来越客观、越来越人性化。“纳粹”不再仅仅以一个符号化的反派形象出现，而是具体落实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身上。纳粹*官与犹太囚犯之间，也不再只是刽子手与受害者的简单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产生了更多沟通与交流的可能。
这种人与人之间既有碰撞也有沟通，价值观上既有冲突也有理解的探索，就出现在了这部年上映的合拍电影《波斯语课》里。
出生在基辅的乌克兰导演瓦迪姆佩尔曼，在年就凭借《尘雾家园》一鸣惊人，并获得了三项奥斯卡提名。之后他又陆陆续续拍了几部惊悚片和悬疑片。执导类型片的经验，让他对如何制造人物间的矛盾得心应手。到了《波斯语课》里，佩尔曼巧妙地抓住了纳粹*官与犹太囚犯之间“猫与鼠”、“师与徒”的人物关系，制造了文本层面的双重对立，为一个故事的展开铺好了轨道。
在《每分钟击》和《天上再见》中均有绝佳表现的阿根廷演员纳威尔佩雷兹，饰演了这只躲在集中营里的“老鼠”——谎称自己是波斯人“雷扎”的犹太小市民吉勒斯。为了让自己保命，吉勒斯不仅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编造出来的波斯人身份，还必须记住上千个编造出来的“假波斯语”单词，以满足纳粹*官科赫提出的向他学习波斯语的要求。
“一个谎言需要用一千个谎言来掩饰”，用这句话来形容吉勒斯在集中营中的大冒险再适当不过。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吉勒斯，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创造出新的单词，并确保作为创造者的自己不会遗忘。这个目的并不容易达到，因为科赫并不是战争电影中那种典型的“傻瓜侵略者”，而是一个具有相当智慧并且极度自负的完美主义者。吉勒斯好几次都面临被识破的险境，甚至因说漏嘴而被产生怀疑的科赫打成重伤。但福大命大的吉勒斯屡屡化险为夷，在天赋异禀和“高人”相助之下，最终胆战心惊地度过了集中营里的多天，成为了与科赫的*局中赢到最后的那一个。
吉勒斯之所以能记住两千多个“假单词”，是因为他幸运地获得了为科赫誊写囚犯花名册的职务，并机智地发现了可以用囚犯名字的前后缀来编造单词的方法。利用职务便利，吉勒斯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工作，并凭借与囚犯们大量接触的机会，反复进行记忆强化。最终，吉勒斯不仅创造出了一门语言，并让自己也成为了一本“活花名册”。集中营被解放后，落入盟*手里的吉勒斯，面对来调查集中营情况的美**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清楚记得名曾被关押在该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名字。这个数字令所有盟**官惊叹不已。
编剧巧妙地用这个手法，完成了对主题的升华，也击中了观众心中最脆弱的部分。在整部电影中，始终低着头表演，不敢直视对手眼神的佩雷兹，在最后这场戏里彻底释放了演技。吉勒斯含着泪一一念出那些对他而言充满意义的名字，这也是在观众心里砸下的一记又一记重锤。同样是在最后的段落里，在德黑兰机场，刚入境的科赫信心满满地向海关工作人员念出十分流利的“假波斯语”，却发现对方根本听不懂。这当头的一桶冷水，不仅浇灭了科赫对于波斯语学的渴望，也击垮了他素来的自尊心与骄傲。科赫没有想到，这个与自己朝夕相处、情深义重的“波斯小兄弟”，到头来居然把自己玩得团团转。在这里，“猫”和“鼠”实现了人物地位的反转。
看到结局的观众，甚至可能对科赫会产生一些同情。毕竟这个纳粹分子不过是个“后勤处处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个“厨子”。整部影片中，他并没有任何屠杀囚犯的举动，除了因面子受辱而把主角打了一顿之外，也只有开场部分对女部下的严厉呵斥，稍显出了属于反派的三分霸气。大部分时间里，科赫都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部门小头头”，业余时间学学外语拓展技能，畅谈关于未来的人生理想。尤其当科赫认真学习的时候，不管是制作小卡片，还是睡前巩固记忆，都活生生像是一个备战四六级的优等生，令曾经临时抱佛脚的我们都自叹不如。这哥们儿甚至都运用刚学会的“假波斯语”单词，写了一首意境高远的诗。这令男主都惊呆了——简直“超纲”了好吗？
但不论多么勤奋刻苦，科赫也脱不下那一身纳粹*装，也无法推卸身为刽子手帮凶的责任。正如吉勒斯一针见血的评价，科赫就是那种所谓的“平庸之恶”。这个由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概念，是针对以色列*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发表的感言。编剧超前了十几年，让这个名词从男主口中说出，既是对科赫身份的清楚定义，也是创作者想借作品表达的态度。当科赫在窗前深情款款地念出用“假波斯语”写的诗歌时，窗外的漫天大雪中正推着一车赤裸的犹太难民尸体。这种强烈的对比，极度讽刺地展现了科赫的冷酷无情。
德国演员拉斯艾丁格将科赫这个角色演绎得极具魅力，令人畏惧的同时又有着几分可爱。这个经常演一些喜剧角色的大咖，日常生活中非常逗逼，经常拍一些性取向不明的写真，而在《波斯语课》里扮起纳粹*官来，也是一脸认真的可怕。科赫与吉勒斯的对手戏，既有“警察与小偷”的针锋相对，又有“师傅与徒弟”的情深义重，还有几分“孤独者之间”的惺惺相惜。
整座集中营里，只有他们两人会说同一种语言，这也是两颗孤独的心灵得以交流的唯一渠道。吉勒斯不愿被抓进集中营，科赫又何尝不渴望能有飞往德黑兰的一天。两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都被困在了同一个空间里，呼吸着同样压抑的空气。当科赫伸手试图触摸吉勒斯头发的那一刻，这种彼此羁绊又无法割舍的情感，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毫无疑问，至少在这一刻，在这座人间地狱里，能与科赫说得上话的，只有这一个卑微的“波斯人”。
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屠杀，如果没有集中营，这两个人很有可能成为朋友，可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一起享受一顿草地上的野餐，畅聊一番人生理想，好好地学习一门”真的“语言。但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两人身份的不同，注定了最终会走向不同的结局。当科赫认真地念诵那书写在一张张卡片上的单词时，观众心知肚明，那些都是假象、是幻影、是镜花水月；而当吉勒斯含泪默背一个个陌生的名字时，观众却能感同身受地流下热泪，因为那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无名之辈”。
记住那些名字。记住那些人。记住他们。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波斯语课》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记住，是为了不忘记，是为了不背叛，是为了不再重复犯下同样的错误。
在电影中，创作者刻意加上了一条纳粹*官内部的副线。在这条线里，我们看到纳粹女*官也会争风吃醋、打小报告，纳粹*官们也会郊游撸串、唱歌嬉戏。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有这么一组泛*的历史照片，其中那些集中营的看守们，平时日常生活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光看照片很难把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的刽子手与他们划上等号。这条副线也代表了创作者对人类的善意提醒——其实善与恶真的只是一念之差，善恶之间的分歧也并没有那么天差地别。
黑夜依然深沉，雷声依然在黑暗中轰隆作响，仿佛时刻提醒着我们，“恶行之花”离我们并不遥远。从《波斯语课》到《索尔之子》，从《八佰》到《 》，处于这个新时代的电影人们，用这个新时期特有的影像语汇，讲述着那些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往事，也提醒着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