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埃德蒙
这些年，冯小刚钱挣够了，想回归本我。他想着把张艺谋、陈凯歌的路重新走一遍，成为“人民艺术家”。
冯小刚的电影越来越不商业，没有了冯氏幽默，也没有冯氏时尚女郎。
《我不是潘金莲》拍的并不过瘾，虽然影片直接对准中国的司法制度和信访规则，但更多的是社会效应。范冰冰放下身段，拼命扮丑，但还是没有拿到最重量级的金马奖影后。
合作完老搭档刘震云，冯小刚找了更国际化的旅美作家严歌苓，《芳华》有着更大的野心。既要收割怀旧者的眼泪，也要在艺术奖项上有所突破。
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文艺片《芳华》拿到了10亿+的票房，但欧洲电影节、金马奖评委们并不买账，奖项是颗粒无收，仅仅是安慰性质的提名而已。
直到波兰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冷战》的问世，同类题材的对比,大家才知道冯小刚与欧洲导演的差距有如鸿沟。
同样是文工团题材，同样是严峻的时代背景，《冷战》拿到了戛纳最佳导演，而《芳华》连戛纳的红毯都没蹭上。
《冷战》以文工团的痴男怨女为主线，悲欢离合，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悲欢。
二战过后，波兰一片疮痍，百废待兴。
男主角维克托是华沙文工团的首席钢琴家，和几位同事一起去乡村采风，顺便挖掘几个好苗子，未来的宋祖英之类。
佐拉是维克托一眼就看上的，她活力四射，照亮了维克托忧郁的眼睛。
他把她从乡村里带出来，逃离那个她捅伤父亲坐了两年苦牢的不堪的过去。
在他的关照下，佐拉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成了国家歌舞团的首席。
两人也开始相爱，虽然爱情始终弥漫着各种阴影，民间音乐要歌颂莫斯科的斯大林，佐拉要负责监视他的动向。
维克托终于选择了叛逃，但佐拉对未来是惶恐的，没有应约前来。
从此，电影就转向两人痴男怨女式的悲欢离合。
她来找他。他欢喜、失望。
他来找她。他被驱逐。
她移民来找他。失望、离开。
他偷渡回国找她，坐牢。她来牢里看他。
他出狱后看她表演，两人相约自杀。
这种爱情与自由的强烈冲突让人深深地触动，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不做犬儒，不歌颂祖国，而是深深分析那段历史，呈现人的挣扎状态。
他在呈现。
他对二战后那段历史并不回避，不搞历史虚无主义。
二战后的波兰，生活在苏维埃的铁蹄之下，没有丝毫自主权，处处都要仰莫斯科的鼻息。
连波兰民间音乐都要去歌颂伟大领袖，虽然伟大领袖的命还没波兰民间音乐的历史长。
电影里处处可见阴影，历史人物真实存在，维克托的命运一直笼罩在乌云之中。
他在抗争。
如果是张艺谋拍，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活着》，经历社会一次次地毒打，还得微笑向前。
如果是陈可辛拍，就是自由版本的《甜蜜蜜》，但张曼玉不会为了黎明去放弃现实的“面包”，顶多邂逅而已。
帕夫利科夫斯基的男主角维克托并不跟着社会变革随波逐流，而是一直在抗争，甚至可以牺牲工作、自由和肉体。
维克托为了自由，丝毫不吝惜自己歌舞团的工作和在波兰功成名就的所有，依然决然跨过边境。
佐拉对未来有迟疑，会担心又回到波兰乡村朝不保夕的日子，但为了爱情，她还是移民去了法国。
他在反思。
如果是德国电影，从东德到西德，男主角肯定在新的舞台大展宏图，扬眉吐气，生活充满阳光。
电影里的维克托却并非如此，到了巴黎，他明显颓废很多，搞了个波兰地下俱乐部，与波兰歌舞团首席的地位相去甚远。
到了南斯拉夫，他的旧同事趾高气扬，一再讽刺他，他却保留着自己最后的尊严，买一张贵的票去看佐拉的演出。
本来，人就有适应的过程。巴黎也并非处处是艺术的顶尖，哪个音乐人都能如鱼得水，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欣赏男主角维克托的才华。
偏偏这样的转变，才能让他们维克托和佐拉的爱情更加可贵。爱情，与面包彻底无关。
呈现、抗战、反思，这些，冯小刚的电影都没有。
在《芳华》里，冯小刚的电影里对文工团那段生活充满迷恋，反而对改革开放后诸多批判，会让你有这样的错觉，还是文工团的大院生活好。
这也违背了编剧严歌苓的本意。
当然，小说《芳华》本就是为大银幕所打造。
冯小刚、严歌苓们早就吃准了政策的红线，丝毫不敢触碰，更别提抗争了。冯小刚连中越自卫反击战都不敢提，闪闪地躲开。
作家（导演）应是社会的良心。
没有对社会弊病的深层次分析，他们的作品永远是流光掠影，根本打动不了观众，更别提欧洲电影节那些评委了。
日本的《小偷家族》拿了金棕榈，是枝裕和的作品一直紧扣日本社会新闻，让观众们对现代日本社会的人伦关系、社会保险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