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波拿巴国家为什么不是法西斯？
很多人提起拿破仑，就会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这是一个极大的笑话。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的波拿巴可以反对英国人对ZG裔仆人的歧视，而希特勒呢？两者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他的进军因他带来的法国葛明的“天赋人权”思想而受到欢迎，而他的败退也正由于自己带去的解放思想，可以说，拿破仑的成功是由于拿破仑，而拿破仑的失败也由于拿破仑，他带去的是思想的解放，这种解放本身就是对他统一欧洲战争的解构——他的所为当然是侵略，但是他却没有因为侵略而放下对人的尊重——没有塑造出法国人比其他人天然就高出一等的斯巴达神话，而是以解放者自居，建构的是众生平等的现代性，从这一点上就足以说明种族猪衣的希特勒的思想远远落后于拿破仑，而且是极端反动的。
两者的巨大区别从各个国家的反应也能看出来——德国的黑格尔赞颂拿破仑“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城。当我看见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时，真令我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骑在马背上，他在这里，集中在这一点上他要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而希特勒人人喊打，没有任何一个被他侵略过的国家怀念他，而是极端恶心这个人，德国也视他为耻辱，在德国效仿原法西斯信仰是要坐牢的。有人说这是美国故意压制德国，成王败寇；那拿破仑呢，英国当时好不容易抓住他，为什么不把他搞得身败名裂？永远刻在耻辱柱上呢？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完全有舆论资源、有经济实力整这个给自己惹了那么大麻烦的敌国皇帝，为什么没有干，只是流放，还配了仆人、经费好吃好喝伺候呢？不要轻视两者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本质的不同。一个是侵略者与解放者，而另一个是灭绝人性的反人类主义侵略者，他敌对的不是一个国家，他敌对的是人类。这在第三帝国覆灭七十六年祭（一）：小市民的疯狂是希特勒的策源、第三帝国覆灭七十六年祭（二）：文化反思——新纳粹为何死灰复燃中都有提及，此处不再详细展开。
法兰克福学派的二战活动
作为高知阶层的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馬克思猪衣的中坚力量，凡深入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无不耳闻这个学派。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于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起点，纳粹上台后迁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中情局（CIA）前身、美国二战期间情报组织（OSS）负责对的情报工作。以下引文出自《文汇学人》年7月29日《神秘的诺伊曼：二战中的法兰克福学派》
美国情报部门的多诺万请诺伊曼领导OSS的研究分析部门，专门研究纳粹统治下的中欧。不久，诺伊曼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同事、哲学家马尔库塞和法学专家基希海默尔也加入进来。
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区别于传统的标志，强调文化、法律、政治和心理学等的重要作用。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往往不认同苏联和其他一些地方号称继承了马克思衣钵的过于死板的左翼思想。尽管多诺万与诺伊曼团队之间有巨大的政治和文化鸿沟，但他信任这些激进分子并委以重任，着其提供应对纳粹的建议。
正如另一个被指派给诺伊曼的年轻人赫茨（JohnHerz，后来是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人物）所言：“这就好像是黑格尔左派的精神世界突然短暂地降临在OSS的中欧研究分部。”
虽然笔者对美国在二战中所起作用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解释（二战对于苏联的国际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关于二战的梳理），但是，美国借德国之刀杀人，其实也是说明，他们不愿承担一个侵略者骂名，而且在沙文主义浓厚的一战多没有出现的反人类性质的种族屠杀与种族灭绝排他性思想，也是美国所不曾料到的。德国发动侵略的责任可以归咎于美国，但纳粹主义的反人类暴行不能归罪于美国，这是美国所不曾料到的。
这种不同寻常的合作的结果是一系列精彩的报告，供美国政策制定者了解包括反犹主义、纳粹的政治经济、空袭对于平民士气的影响以及公诉战犯的最好方式。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背景都是如此抽象的领域，如法学、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但他们倒也不失为机敏而实际的政治分析家。他们的报告常不吝指出战时政策的限制，他们也忠告美国政府，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困难以及精明的预言家甚至也可能局限于过去政治状况的严峻现实。
诺伊曼和他的团队似乎误解了一些事情。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到纳粹反犹的程度，也并未视其为政治病态，而只是视为纳粹政权对某个群体试验其残酷策略的一种方式。诺伊曼的《巨兽》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是纳粹主义的主要根源，认为德国民主的振兴依赖于对国家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修正，而没有预期到以自由民主重新校准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没有预期到联邦德国等地战后出现的新发展路径。
德国的一战具有军国主义属性，但是远未上升至二战的反人类程度，而诺依曼使笔者比较奇怪的是他们对于小資産JJ的作用竟然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是仍然强调容克-垄断资产阶级的传统动力作用。起决定性的当然是这个集团，但是决定其具体形式的并不是他们，因为如果与一战完全相同，就不出现反人类的形式了。这与社会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长处并不太相配。当然，他们迁到纽约，自然会受到影响，比如无法进行实地的社会学调查收集信息，但是Max的长处就在于他兼具思辨与分析两种研究模式，而法兰克福学派没有利用好思辨法则，对小資産JJ的作用性进行分析。
对于具体形式的误判，使得他们仍然没有分清一战与二战间的差异——德国的垄断資産階级在逐步的消磨掉旧有的容克阶层，以实现完全的资本主义——去地主化；而二战的发生必将消磨殆尽——一战中容克军人的保护伞德皇业已逃跑。最大的容克跑掉；而二战不管是输是赢，军队精英必将消耗，再残破也不会有人保护与补偿他们了，而只能巴结垄断资产阶级，这时的形势已经与年改革时代完全颠倒了——容克与大资本倒了个个。撕裂的最深的不是这两个主角，而是处于中间的接近毁灭的小有産者——他们的小小的财产被大萧条冲得所剩无几，要么饿死，要么去当工厂的劳动力，丧失之前自给自足的悠然自得的“小确幸”，这两条路他们都不想走，而危机中的认同，就成了他们可以抱的救命稻草，笔者在《第三帝国覆灭七十六年祭（一）：小市民的疯狂是希特勒的策源》中写道：
“希望一个超强硬GOV来满足他们的欲求。而这种态度，反映到实操层面上，就是一个保护小有産者、允许撕油智存在的超强硬GOV，问题是只要撕油智存在，就会有两极分化，有两极分化，就不可能保持这种状态，于是，他们就只能通过对外扩张来保持这种相对静止的状态。”
“满腹牢骚、无所事事、间歇性狂热与持久性庸俗。这也是他们需要一个“崇高”的发泄口的原因——小市民极力伪装成高雅的同时，他们潜意识中最深知自己真实面目的虚伪，这种痛苦是他们无法告诉别人的——为了伪装而伪装的死循环。塞缪尔-约翰逊有云“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此言毫无错讹。”
无论从理性的经济需求，还是从塑造“崇高感”的感性娱乐需求上说，这个最好的模型当然是希特勒的蛊惑方案。因此，比强弩之末的军国主义更可怕的，是小市民“方兴未艾”的反人类思想。这种种族猪衣在失地自耕农为主要兵员的旧日本陆军中也十分普遍，例如他们有组织有规模的多起大屠杀，其数目之大，世所罕见。但这也正与小有産者的身份定位相符合。这种残暴嗜血的“风雅”，甚至比武士道更有作用。
当然他们也有很多贡献。他们对纳粹最后几年中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评估大体上被认为是正确的。罗斯福同意了美国财长亨利·摩根索处置战后德国的计划——废除德国现代工业，丘吉尔在各种压力下也勉强同意了。而诺伊曼团队对该计划的批评可能在杜鲁门作出最终放弃该计划的决定中起了很大作用。基希海默尔在其中一份报告中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美国将来处置战犯时会在法律和消除纳粹在德国的影响力方面面临困境。基希海默尔和同伴们对纽伦堡审判感到失望，赫茨悲痛地将审判描述为“去纳粹化的惨败”，尽管如此，他们的OSS报告却为美国在德国的战后审判提供了大部分理论基础。最显著的是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给美国决策者资政的纲领性意见——同盟国必须停止以一战中认识德国的老眼光来看待纳粹德国。
其实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去纳粹化的态度上看，他们也是对于见诸报端的纳粹时事有大量接触的，这种直接的判断，与年之前对德国的分析性判断，共同形成了一个相互矛盾的认知，即他们所见的30-40年代的德国，确实与年的德国有所不同了；但是，他们对于德国的基本盘的解读，仍然停滞于年代的感受中，所以马克思的决定论哲学，不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预判性作用，反而成了他们对新形势认识的阻碍——这受到了孔德社会学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的拖累。
美国只有充分理解了已然偏离熟悉的历史轨道的现实，才能赢得和平并确立新的德国民主的基础。诺伊曼及其团队严厉批评美国决策者仍然将德国视为独裁统治下的“普鲁士”，认为这窜改了纳粹权力结构的实际情况。法兰克福学派同时担心，同盟国将年的德国误认为年的德国，这种认知是无法帮助他们领会纳粹是怎样做到让普通德国人拒绝接受在一战结束时遭遇过的投降结果。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纳粹激进分子的反犹主义是为了保证能将更广泛的民众牵扯到纳粹罪行中。当大部分德国人的双手都沾满鲜血，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抵死反抗同盟国。即使一些来自德国的证据显示，战时士气低落，但纳粹依然采取一切手段以保证普通德国人能够坚持下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德国的權力结构确实发生了改变，但是对于“德国民众”，却抱以同情的态度，认为是纳粹将他们蛊惑到拉下水，前文中他们对于战后德国改造方案，既不要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要美国的资本主义，而是要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想法大概的模型，就是北欧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纳粹上台，就是蛊惑类似于此的配方。只不过，北欧的垄断企业根本没有太多，而德国不同，德国的资本主义更悠久，垄断工业自然大，所以要扩张；而北欧的社民党路线，实际上扼杀了垄断化的可能，虽然有利于福利国家的建成，但是实际上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等于用“前途换安逸”，当这口锅揭不开了，或者蛋糕长大得太慢时，一样是会出现危机的。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没能认识到纳粹的社会内涵，只是用一种想当然的方法来套用马克思的一些设想。但是实际上，德国在战后保持一定大工业的同时，也就实行了这种政策，德国之所以在二战后三十年没动粗，主要还是靠美国的压制，以及欧洲军事强国云集的威胁镇住了，再加上反战教育，使得这个幽灵一直被压抑下去，但是在克罗地亚分裂战争中，德国还是趁苏联濒临解体、美国执意肢解南斯拉夫之际插手巴尔干事务，军援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甚至暗中派兵支援克罗地亚。所以，笔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十分同意《文汇学人》刊文的观点，法兰克福的预测“（闵洙）社会主义修正”还是很正确的。
虽然是歪打正着的预判成功，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德国实际上除了抛弃种族猪衣反人类政策，其经济政策仍然没变——这与“Nationalsozialismus”的经济诉求是一致的，只不过这个载体换成了欧盟。而且这个系统受到美国系统的左右——因为美国对于德国具有无可置疑的支配力——这就是二战后的秩序。所以无不讽刺的说，亲手破坏雅尔塔体系的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最忠实执行的部分，就是同德国的主仆关系。而这种性质表明，德国不会轻易再次武力扩张，但是一旦在美国的首肯下出山，必然有同样的能量与破坏力。德国的纳粹猪衣借尸还魂是极有可能的，只不过他会采取美国喜欢的画皮再次出现。克罗地亚问题上德国的行动充分体现了柏林仍然没有被熄灭的扩张欲——特别是由于福利国家的建设与中产阶级的扩大，这个民意基础实际上不减反增。橄榄型社会最大的风险正在于此。而一旦德国的扩张使之势力再次膨胀，真正脱离美国执掌，实际上是一个灾难。
对于欧洲局势最大的不确定性，其实既不在美国，也不在俄国，而在德国。德国一旦近乎脱离了美国的控制，那么德国对于东欧的欲求就会极大膨胀，不排除美国故意将德国“马放南山”的可能，以激化旧大陆矛盾，将trump对付ZG没奏效的方法在东欧玩一玩，把俄国做掉，然后从西伯利亚和太平洋两个战略方向进一步压缩ZG生存空间，这样ZG就会承受更大的战略压力，腹背受敌。所以，对于俄国既要有马歇尔的计划，又要时刻发挥俄国示好德国的作用，使美国害怕德国真的与俄国联合，而不敢将德国真的放手，去咬俄国，然后将俄国并入美国势力范围的可能。俄国只能既在乌克兰问题上对德强硬，又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对德国暗送秋波，让美国不敢动手。
奇怪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有时也忽视了他们自己发出的警告，即依赖于错误的历史类比是极其危险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无力预见，在调整以后的资本主义及一个慷慨的福利国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全新且相对健康的德国民主，有可能在战后出现。法兰克福学派还不断担心年危机的重演，即胜利的协约国将不受欢迎的和平结果强加给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德国议会政府，导致他们轻易将反民主团体作为反对目标。为了维持秩序和消解激进的起义暴动，社会民主党转而求助于军队内部和保守的准军事自由军团中的传统势力去结束社会动荡。其结果是，不仅造成左派的深度分裂，为纳粹主义让出道路，而且形成了政府和军队仍被反对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思潮所束缚的政治体系。这正是诺伊曼在《巨兽》中所说的，魏玛共和国内毒瘤般的反民主的“反国家形态”。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发出关于年政治图景的警告，另一方面却屈从于他们所警告的错误本身——他们没有承认纳粹主义对社会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法兰克福学派怀着对工人阶级顽强抵抗和不惧战争的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没能完全理解希特勒将政治反抗的基础抹杀得多么彻底。
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结束战争和推动德国民主的最好方式的报告充满了对前景的忧虑，认为纳粹会成功利用同盟国之间的分歧以防止德国在军事上的完全失败，而这又会回到德国上一次失败的那种结果上，即强有力的反民主力量仍然顽固不去。如果美国和英国分别与德国军队中希望罢免希特勒的力量讲和，那么，德国重新浮现出我们熟悉的那种政治病态，就将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句话还是很准确的——德国一直没有消除纳粹的民意基础。美国从未打算让这只巨兽寿终正寝，因为它还没有摧毁掉美国在欧洲全部的战略对手，华盛顿是不会让它没干完活就下班的。
正如马尔库塞所提醒的，既然西方可能在渴望激进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德国民众心中失去了信任，这种利益交易可能会发挥出俄国的优势。
这一点的分析基础仍然是年的德国，但却说出了年夏法国的困境——为了避免因内外交困、军力耗尽沦为第二个沙俄而爆发葛明，成为俄国阵营的一员，法兰克福学派希望将这种葛明由一种和平建构的方式搭建起来，从而使得美英拥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作为自己的盟友，共同遏制俄国的影响力。
但实际上，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纳粹文化建构认识不足造成的民众舆情误判的结果——他们仍然以为纳粹的上台，仅仅是依靠两个集团的支持，而民众被动接受的。恰恰相反，纳粹的上台，是其深入领会选民心态，并结合保护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首先得到后者首肯，然后利用安抚民众的有效性，获得垄断资本的欢心的。魏玛共和国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法兰克福学派过度的贬低其宪制意义，并且不能深刻领会鲜挣意义（美国：另一个古希腊），对于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在社会结构与鲜挣结合的分析尚缺乏张力，呆滞刻板，也就难以体会小資産JJ的文化作用。
俄国之所以出现红色葛明，除了军队被大量消灭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工人也就是無産JJ占主流，意识形态上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意愿压倒了一切；而德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由于希特勒培养了一大批小有産者，他们作为纳粹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是收了纳粹好处的，军队瓦解，国外战败，只是损害他们的利益的，他们恰恰不会趁机扳倒纳粹政权，反而会大力支持它，而不是诺依曼认为的因为参与暴行而成为共犯的亡命徒心态，如果是这样，人的求生本能会让他们主动起义的，而实际上，除了几次不成功的军官暗杀事件，德国普通人根本没有反抗希特勒的意愿。而相应的，作为“收好处”的回报，小有産者自然会拼命支持纳粹与纳粹的意识形态，他们脑子里不可能有任何彼得格勒十月葛明式的冲动。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铲除纳粹主义基础的关键在于同盟国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团结。只有同盟国联合力量才能粉碎纳粹的支柱和德国的军国主义，且此举一劳永逸。为了帮助德国脱胎换骨，同盟国需要完全占领德国并把参与其罪行的各方面精英都聚拢。纳粹分子及其罪行必须得到清算。基希海默尔甚至建议，如果监狱太满，纳粹分子可以被暂时关入他们自己设立的集中营里。同时，同盟国也必须消除政府机构中的专制主义的影响。而大企业不仅使用过纳粹奴役的劳工，也曾积极支持纳粹政权及其帝国主义政策，所以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也应该实施严格的去纳粹化。对曾经直接犯下战争罪行的军事精英，必须送上军事法庭。法兰克福学派还认为，德国应该永远被禁止发展成军事强国。
德国是不可能非武装化的——美国进军苏东的助手、威胁英法使之更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稻草人、英国挑拨离间欧共体的老鼠屎。这些都注定西德会武装化。
法兰克福学派也认同，占领者在摧毁独裁政权以后面临的永久挑战是：一个外国政府如何能在不篡夺留给本土民主力量的任务的基础上协助废除独裁主义并推动民主？诺伊曼的团队希望同盟国军队清除政治障碍，允许德国民主主义者建立新秩序。法兰克福学派坚定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了纳粹主义起源的根基之一的理论，希望同盟国为德国工业国有化做好准备，但报告显示，他们也不是很确定何时推动工业化最合适。
诺伊曼在一份年的备忘录中说，法兰克福学派极力要求同盟国的团结，而这需要政府在战后联合力量，不仅要吸取英美的长处，也要借鉴苏联的社会结构和实践。诺伊曼建议多诺万，一个稳定的军事政府只能依赖于融合英美民主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改革理念。诺伊曼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都渴望能有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德国。这种估计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不久后西方和苏联之间出现了强烈分歧。随着对现状越来越失望，法兰克福学派很快察觉到，他们的左翼视野注定对于战后美国的政策和德国的重建几乎不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