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70周年，举世瞩目。
除了盛大的方阵和各种国之重器，令人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天安门城楼上那些熟悉的面孔。
虽然也有很多领导人我们只能从名单上看到，但他们皆深深地镌刻进共和国的光辉里，如曾经的国开行行长陈元。
自他卸任后，国开行的神秘面纱被揭开，门前标志性的“九龙牌坊”被拆除，继任者胡怀邦踉跄入狱，甚至国开行的级别都已降为副部级。
国开行的辉煌似乎已一去不复返。
但我们不会忘记，他曾把国开行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银行。
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中国模式的缔造者。
1
年，是国运转折之年。
可当时的中国，刚冲破计划经济的桎梏，共和国的家底比脸还干净。
年4月，邓公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参加联大，一应规格本应top-level。
但中央找遍了银行，最终能凑足的外汇也仅有3.8万美元，国家金融之衰弱可见一般。
当然，这并不稀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既是储蓄主体，又是投资主体，在财政部统筹计划下，金融机构实属鸡肋。
年以前，偌大的中国，仅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总行的工作人员80多人，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也仅亿元。
放到现在，就乡镇银行的规模。
改革开放，迎来了金融业百花齐放的时代。
年，国内已有20家银行，34家证券公司，家信托投资公司和不计其数的融资公司。
但由于人才匮乏，行业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监管，在狂飙猛进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乱象。
尤为致命的是，在银行系统，地方政府不仅控制着各商业银行官员的任命，还控制着省级及以下人民银行官员的任命，中央仅起指导作用。
银行系统实质成了地方政府的附庸。
地方政府对资金天然的渴求，加上里根政府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国内金融系统在八九十年代只做一件事：
撒币，疯狂撒币。
随之而来的是贷款规模急剧扩张，通货膨胀严重，部分地方银行出现挤兑潮。
在89年的涨价潮中，市民们疯抢物资。
广州有位市民抢购了10箱洗衣粉；
南京有位市民抢购了盒火柴；
武汉有位市民抢购了斤食盐……
在盛夏里，人们甚至连毛衣毛裤都不放过。
中央虽不断严控，仍挡不住通胀卷土重来。
小平南巡时，中国的金融系统已逐渐失控，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很能说明问题。
当年4月1日，所有省长被叫到中南海开会。
中央向各省通报经济局面，要求各省要领会十四大精神：
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但大家选择了各说各话。
广东说：“就全国来看，我们并不热。”
福建说：“连广东都不热，我们更不热。”
江苏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
广西说，“我们才刚刚开始。”
江西说：“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
西部的甘肃、宁夏、新疆等纷纷表示，自己正被甩得越来越远，更应迎头赶上。
综合来看，年又是“大干快上的一年”。
正是在此背景下，时任副总理的铁相被授权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着手进行改革，首要环节就是整顿金融秩序。
年，分税制改革和《预算法》相继出台。
分税制改革，斩断了地方政府的财源；
《预算法》则禁止地方出现赤字或发债。
中央开始加强宏观调控，把地方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在金融领域，改革也进入深水区。
年，国家开始着手构建新型金融机构体系，促使四大国有银行的全面商业化转型。
而这本质上是用市场化重塑银行系统，改变其附庸地位，不再充当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此外，国家还将商业银行中非商业性部分剥离出来，组建了三大政策性银行。
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暂且不提，国家开发银行出道即为正部级单位，直属国务院领导，是银行系统内唯一能在级别上与央行并驾齐驱的存在。
国开行被国家赋予的任务是，承担四大行原有的政策性任务，集中资金支持“两高一支”建设，而这本质上仍是对地方建设宏观调控的体现。
但改革，不会一蹴而就。
地方上，仍是歌照唱，舞照跳。
年，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高达40%，四大行资本充足率约3.5%，远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要求。
所有银行中，又以国开行最惨。
筹资端，靠发债募资为主，却是在行政命令下被银行买走；
放贷端，也是政府指派，投的都是金额大、周期长、风险高的政策性项目。
在政策裹挟下，国开行被压制到仅具备出纳功能。
对很多借款者来讲，国开行就像第二个财政部，可以随便借钱，且不用偿还。
年底，国开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42.7%，意味着半数贷款无法收回。
在技术层面，足够破产好几回了。
而这一切，都在年迎来了转折点。
2
年，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广国投破产案。
广东国际信托成立于年，是仅次于中信的全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国家指定的允许对外借贷和发债的地方级“窗口公司”。
要知道四大行中，也只有中国银行获得“窗口公司”资格。
90年代，享有政策之先机的广国投，先后获得了美国穆迪和标准普尔相当于主权的信用评级，是中国海外融资的弄潮儿。
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上长期过度举债，广国投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严重资不抵债，亿的债务涉及境外多家银行和机构。
刚上任的铁相震怒，责令广国投破产。
这在国际金融市场引发轩然大波，国际舆论沸反盈天，海外债权银行联名上诉，甚至引发了香港股市的一场小型股灾。
可铁相眼里揉不得沙子，而在97年11月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也早已明确金融机构的责任机制：
“谁借钱，谁还债！”
广国投的破产是”揭房顶，开窗户“，为当时阴霾重重的金融业杀出一条血路，也表明中央开始放弃“父爱主义”，让市场说话。
地方的傻儿子们自求多福吧。
年，铁相重组四大国有银行，用西方的金融体系为标准对金融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长城、信达、华融、东方四大资管公司相继成立。
背锅侠们登场，四大行得以轻装上阵。
同时，国开行开始领导换届。
时年3月，曾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陈元，开始执掌国开行，和他一起履新的还有时任国家债券管理司司长的高坚，他在后来被称为“中国债券之父”。
陈元年初出生于延安，跟随父亲经历了新中国所有的历史转折，他继承了父亲低调的性格，也继承了父亲对经济的热爱和天赋。
但与父亲的聚焦国内不同，陈元选择了开眼看世界，他熟读凯恩斯和其他西方经济学者理论，时常与国际金融家们切磋，是央行里极少数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人。
陈元年踏入北京政坛，出任北京西城区区委书记，在任期间，他经常与周小川、林毅夫等组团研究中国经济史。
他接受了父亲的“鸟笼理论”，在自由市场的信徒方兴未艾时，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加强宏观调控的的同时不让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脱轨的问题。
陈元否定市场乌托邦论者和市场万能论，倡导“再集中化”：
对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领域进行控制，同时在非战略性领域把权力下放给企业。
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央行得不到施展，在以政策性任务为己任的国开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正如陈元对《经济观察报》所说：
“我是肩负重任来到国开行的。”
陈元在党内的地位远非其前任可比，在他的领导下，国开行开始蜕变。
年，国开行搭上改革的顺风车，亿的债务甩了亿给信达，又通过债转股和内部的信贷改革大力去债务。
2年，国开行的不良率已降到1.78%，成为业内最干净的银行。
当然降低不良率只是开始，为充实力量，陈元成立了一个国际顾问团，把他的国际友人们聚集起来，而这群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美国国际集团前总裁汉克·格林伯格；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
以色列银行前行长、J.P.摩根主席雅各布·布弗兰克尔……
他们出谋划策，帮助陈元对国开行进行了全方位改造。
在债券募资上，国开行改变原有的行政摊派，代之以市场化发行，并通过浮动利率等创新方式提高吸引力，在利率上行的情况下，银行将获得超额收益。
国开行发行的通常是10年期以上的债券，收益率高于存款利率而低于贷款利率，这使得其在融资端和放贷端都极具吸引力。
尤为关键的是，证监会允许商业银行们以“零风险”处理国开行的债券，也就是说银行不用提取任何风险准备金。
这些债务本质上是主权债务。
对商业银行来讲，这是无风险的收益，极具吸引力。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
国开行的发债规模急剧膨胀，成为财政部之后国家最大的发债机构，在7年甚至一度反超。
全国人民的巨额存款成了国开行的弹药库。
枪已架好，子弹已满膛，陈元迫切需要一个蓄水池来倾注火力。
恰在98年，房改拉开了中国城镇化的序幕，在各地基建投资引擎的轰鸣声中，国开行找到了目标。
陈元提出了“开放性金融”的口号，化被动为主动，涉足商业性金融，将政策外的“开放性项目”也纳入囊中，开始在中华大地描绘蓝图。
安徽芜湖，成为国开行的试验田。
3
90年代的芜湖，在安徽是垫底的存在。
改革开放后，安徽提出“响应浦东，开发皖江，对外开放”的战略，在95年将芜湖指定为安徽省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允许进行全方位的超前试验。
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政府只剩吃饭的钱，搞建设成了奢望。
在此背景下，手握天量信贷资源的国开行，成了地方政府眼中的财神爷，基于相同的“试验”需求，安徽政府与国开行走到了一起。
年8月，双方签署协议，“芜湖模式”启动。
在融资上，芜湖政府成立芜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国开行指定的融资平台，实现了“政企分离”，不再受到《预算法》的限制。
在担保物上，我们知道学校、公园、医院等属于公益性质，几乎没有现金流，基于效益考虑，这些都是商业银行不愿涉及的项目。
而国开行独创了“打捆贷款”模式，允许芜湖政府将好项目（如高速公路）和差项目捆绑贷款，这也是商业银行无法与国开行竞争的原因。
2年后，国开行将“打捆贷款”升级，“土地出让收益抵押”成为主要的还款保证。
土地出让收入就此被裹挟进城市化发展进程。
这套模式获得空前的成功，芜湖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成片的建筑拔地而起。
芜湖城投的资产规模从3.19亿元迅速膨胀至亿元，并培育出奇瑞、海螺水泥等大批企业。
芜湖一跃成为安徽经济的领头羊。
芜湖模式引来各地争相效仿，国开行开始在全国四面出击，可这套模式并未被广泛接受，潜在的巨额坏账风险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恰逢当时领导换届，国内掀起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
5年，是中国金融改革攻坚之年。
股权分置改革，在尚福林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中拉开了序幕，成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