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希特勒与民国政府的军事合作是魏玛德国的延续，在当时没建立完整军工体系的旧中国来说只能说是聊胜于无。而且由于纳粹德国与日本形成轴心国联盟后，由于日本的反对，德国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卖给民国政府的武器要么是阉割版，要么就是德军不装备的无足轻重的武器。
年至年间，中国国内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一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德国实行了军事战略物资的禁运，以抑制德国的军事实力再次死灰复燃。而德国需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而当时为了提升老蒋嫡系军队的实力，也为了抵御日本的虎视眈眈，使当时的民国政府和德国魏玛共和国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走上了密切关系的道路。纳粹在德国崛起后，这种军事合作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双方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年而戛然而止。
十九世纪下旬，清政府开始践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李鸿章出访德国，寻求德国的技术支持。在此利益交换下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以抵消英国在中国利益的一家独大。年，德国获得了轮船补贴法案，同年，第一个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调查小组评估投资中国的可能性，并于年成立了德意志亚洲银行。到年，德国在中国的贸易和航运方面仅次于英国。
为此，清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得到德国伏尔铿造船厂为中国北洋舰队建造了当时最现代化、最强大的两艘战舰（镇远号和定远号）提供技术支持，这两艘战舰在甲午战争前期是亚洲实力最强的战舰，清政府还与德国克虏伯公司签订合同，在旅顺港周围修建一系列防御工事。但这些军事合作在甲午战争中并未为清政府带来胜利。从此可以看出即使引进了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也不可能在军力上实现简单地复制粘贴，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请求德国帮助训练军队，并按照德军的体系进行训练。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引进西方国家的训练体系进行训练。年，德国向北洋政府提供了万德国马克贷款，以继续巩固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当一战结束前期，德国提出要将胶州湾湾归还中国，以防止其殖民地落入协约国之手。然而，日本人先发制人，在围攻青岛期间入侵了胶州湾，于是才有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愤然离席。
年德国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有近家德国公司，到了年只剩下两家。一战给德国在中国的贸易体系遭到了破坏。而且凡尔赛条约严重限制了德国的工业产出，德军被限制在10万人之内，其军事产量大大减少。
因此，德国为了规避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公司与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外国结成伙伴关系，生产武器并合法出售。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由于日本侵占山东，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因此我国并不处在凡尔赛体系的框架内，德国也就有了与我国开战合作的基础。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垮台，军阀混战。德国武器生产商开始寻求与中国重新建立商业联系，以开拓中国庞大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市场。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寻求德国援助，在德国接受教育的朱家骅是当时的亲德派，由他负责民国政府在年至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德合作而牵线搭桥。
除了德国拥有先进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关系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结束后基本丧失了其在海外的殖民地，而且也缺乏军事实力，再次远渡重洋对中国形成威胁。其次德国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对常凯申不形成统治威胁。因此，德国被视为民国政府在国际发展的主要力量。
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等一行到中国考察投资的可能性，第二年鲍尔来到广州，得到常凯申顾问的职位。以此为契机，由鲍尔牵线，民国政府又成功地招募了46名德国军官，为蒋系军队提供咨询和训练，同时他还为常凯申在年战胜桂系军阀中出谋划策。
年，鲍尔回到德国，为民国政府努力招募了一个常驻咨询团，以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但是，许多德国公司犹豫了，由于中国当时连年的军阀混战，而且鲍尔参与了年的卡普政变，在德国不受待见。
此外，德国仍然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制约，这使得它直接对外的军事投资成为不可能。在鲍尔回到中国后，他感染了天花，在上海去世。尽管如此，鲍尔为后来的中德合作提供了基础。他除了主张实行中国军队的精锐化外，还支持开放中国市场，以刺激德国对华出口。从这个层面上说，他实质也是奔走呼号的同时，也在为德国争取利益。
年至年间，由于大萧条，中德贸易放缓。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放缓使得德国工厂、德国进出口公司和德国军工厂商，在中国的利益冲突而进一步受阻。直到年的九·一八事变，才有所好转。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项具体的军事和工业政策，以抵抗日本的侵略野心。它刺激了民国政府的国防计划，加速了工业化进程。
年纳粹上台，进一步加速了中德合作。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在华政策一直是矛盾的，魏玛政府的外交部曾敦促保持中立，并劝阻德国国防军与中国政府直接接触，只是以民间的团体或个人派遣军事顾问。德国进出口公司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他们担心官方的直接联系会使他们无法作为中间商获利。但是，纳粹的国防经济新政策要求德国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储备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可以大量供应的军事原材料。
在欲拒还迎的背景下，年5月，汉斯·冯·塞克特抵达上海，负责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他提交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的计划和建议。他呼吁建立一支小型、机动、装备精良的部队来取代庞大但训练不足的军队。此外，他主张军队要成为“执政力量的基础”，军事力量要以合格军官的定性优势为依托。
汉斯建议，实现这一框架的第一步是统一训练，整个军事体系必须服从于民国政府中央，也就是将当时的中国军队统一在常凯申的指挥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汉斯提议组建一个德械训练旅，其军官团从严挑选，成为模范后进行推广。换言之，纳粹政府希望帮助常凯申提升军力后，巩固其在华利益代言人的身份。
年1月，德国成立合步楼公司，是为了统一德国在中国的所有工业利益而创立的。这家公司名义上是一家私人公司，以避免其他国家的反对和贸易制裁。年8月，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签署了《德国工业和其他产品的中国原材料和农产品交换条约》，这项易货协议对签订双方都有利。当时由于民国政府军费开支造成的高额预算赤字，而无法获得外部货币贷款提升军力，但凭此条约可以用钨砂、锰砂等战略物资换取德国军火。
年4月，孔祥熙与德国经济部长签订以货易货协定，德国在合步楼公司开立一亿马克的循环信用账户，同时德意志国防军直接管辖合步楼公司。当年中国经由该公司获得价值万马克的军火，年增加到万马克。
年2月，合步楼条约作废。年8月，中德双方对合步楼公司的账目进行清理，有关报告说明：自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3.89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1.4亿马克，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截至年10月止为万马克。
年11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又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12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共值万马克的军火来华。
年6月，孔祥熙一行访问德国，受到纳粹德国高层的接见。6月10日，孔祥熙一行会见了德国外交官汉斯·冯·麦肯森。孔祥熙说，日本不是德国的可靠盟友，因为他认为德国没有忘记日本在一战期间给德国捅刀，入侵了青岛和德国在太平洋岛屿的殖民地。麦肯森承诺，只要他和冯·纽拉特主管外交部，中德关系就不会有问题。
同一天，孔祥熙还会见了沙赫特，沙赫特向他说，德国很高兴借给民国政府1亿德国马克（相当于年的4.15亿欧元），但实质上当时德国为此获得的战略物资价值远高于此，因为此时的德国无法在国际市场中，以相同的价格获得稳定钨和锑的原料供应。钨的价格在年至年间翻了一番，德国通过这些项目使得其购买钨和锑的成本得到了部分缓解。
6月13日孔祥熙会见了希特勒，希特勒告诉他，德国在远东地区没有政治和领土要求，德国是工业强国，中国是农业大国，德国对中国的唯一想法就是商业。希特勒还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够合作，他能够调解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任何争端，就像他调解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争端一样。
希特勒还告诉孔祥熙，德国不会入侵其他国家，但担心外国入侵德国。如果苏联胆敢入侵德国，声称一个德国师可以打败两个苏联军团。希特勒唯一担心的是苏联和东欧的赤化。希特勒还说，他钦佩常凯申，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独裁）政府。孔祥熙还请求德国可以从中调停中日的军事战争。
中德的合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年至年的一系列中德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修建了主要铁路。但是德国之所以会帮助修建铁路，是因为德国需要高效的运输来获得中国原材料，而这些铁路线满足了中国建设长江以南工业中心的需要。
此外，铁路还有重要的军事用途。例如，杭贵铁路建成后，即使上海和南京失守，军事运输也可以通过长三角流域，退守西南。同样，广州至汉口铁路提供了东部沿海和武汉地区之间的运输，这些铁路项目在抗战时期证明了其价值。
中德合作中最重要的工业项目是年的三年计划，在湖北、湖南、四川建设钢铁机械厂；以及发电厂和化工厂的发展。三年期间计划引入了德国一批技术官僚来帮助管理这些项目。在该计划的高潮期，对德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7%，中国是对德第三大贸易伙伴。三年计划有许多承诺，因为抗战的爆发而中断。
而在中德的军事合作中，由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负责大部分军事训练。冯·塞克特最初的计划要求将中国军队缩减至60个精锐师，这些师将仿效国防军，但由于其他各地方派系的反对，被裁减的军队数量一直没能成行。总的来说，黄埔军校在年以前训练的军官团，在质量上只比其他非嫡系军阀军队稍好一点。换言之，想通过精兵强将来实现中国军队与当时的德国国防军的作战实力相提并论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在八个德械师中，大约有八万蒋的嫡系军队接受了训练，形成了常凯申军队的精英。但是，当时常凯申不顾参谋和法肯豪森的反对，决定把他所有的德械新师都投入淞沪会战中，这使他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精锐。
此后，法肯豪森建议常凯申打一场消耗战，因为法尔肯豪森认为日本打不赢持久战。他建议守住黄河线，到战争后期再进攻。而且，应该战略放弃包括山东中国北方的一些省份，并建议在战略要地修建一些防御工事，以延缓日军的前进。法肯豪森还建议中国人在日本后方建立一些游击队。
换言之，无论是当时的德军顾问，还是正面战场的战果，当时国内的德械师的作战能力不用说无法与与德国的国防军相提并论，就连与日军都无法正面抗衡，只有打不对称战争和持久战，保留实力才能与日军继续周旋。
而对于德军的集团军群在二战时期展现的陆空一体化的大兵团作战实力，国内的德械师更是难以企及。由于德日军事联盟的存在，无法获得德军的装甲和重炮部队的技术引进，像豹式，虎式坦克装备给中国军队是不可能的。
而且当时中国兵源素质没有相关操作技术的积累，临时抱佛脚让国内德械师不具备德军装甲集群的战斗能力，毕竟当时的中国军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常凯申的养子蒋纬国在德国接受军事训练，普遍中国军人并没有熟悉掌握德军重炮和装甲坦克的操作流程。因此，法肯豪森强调要立志建立一支依靠轻武器的德械机动部队，并且要像一战时的德国冲锋队那样善于渗透穿插战术，这也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德国对中国军队的援助不仅限于人员培训和重组，还包括军事硬件。据冯·塞克特的说法，中国当时80%左右的武器产量低于德国标准或不适合现代战争。因此，民国政府开展了使现有武器实现现代化的建设。例如，汉阳兵工厂于年和年重建，生产马克西姆机枪、各种82毫米炮弹，战壕迫击炮和中正式步枪（基于德国毛瑟标准型号和卡拉宾纳98k步枪的仿制）。
要知道，当时的毛瑟枪由于体积庞大和性能有缺陷，在德军里并不受待见，但是在国内由于汉阳88步枪等手动或者半自动化的武器，仍然是中国军队使用的主要武器，所以毛瑟枪才成为香饽饽。汉阳还有一家兵工厂以生产防毒面具为主，但生产芥子气武器的兵工厂计划最终被取消。
年5月，湖南建了几座兵工厂，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炮弹。年底，南京附近建了一个工厂，生产望远镜和狙击步枪瞄准具。其中例如MG-34、不同口径的组合炮，甚至莱赫特装甲车的替换零件。
在德国的帮助下，还成立了若干研究所，如军械和军火库办公室和化学研究所，由德国法本公司领导。其中许多研究所的负责人都是从德国回国的中国工程师。年和年，中国总共订购了31.5万支M35斯塔尔汉姆步枪和许多格韦尔（Gewehr）88、98步枪以及C96毛瑟手枪。
中国还进口了其他军事装备，如少量的亨舍尔、容克、海因克尔和梅塞施米特飞机；莱茵金属榴弹炮和克虏伯榴弹炮、反坦克炮和山地炮，如37毫米的PaK36榴弹炮，以及装甲战车，如一号坦克装甲车。
军事装备现代化的努力在抗日战争中被证明是有用的。尽管淞沪会战失败，但这一过程历时数月，日军损失远远超出了先前的预期。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鼓舞了中国抗日的士气。此外，这使得民国政府得以将工业基础设施迁入四川等内陆地区，保存了翻盘的希望。
综上所述，当时国内的德械师只相当于德军装备的入门级，只是在轻型武器和装扮上与之相差无几，而在重武器和空军力量，以及坦克装甲集群上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形似而神不似。而且德国在旧中国时期的小恩小惠也是出于国家利益考量，而不是出于好心。
希特勒当然也不例外，但在国内的地摊文学中，曾广泛流传的谣言中称，希特勒曾在穷困潦倒时期得到过华裔夫妇的资助，而对中国有好感从而对中国有怜悯之心。这种说法纯属德棍的虚构，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泛滥的体现，过分神化德械师更是自卑心理在作祟，德械师唯一能与德军实力媲美的只有在面对日军时敢于亮剑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