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察言观色，叫做瞎子；只察言观色，叫做小人。
西汉武帝时多酷吏，也多阿谀之风。其中有酷吏杜周，史称“内深刺骨”，更有“从谀”之名。
杜周为官，凡是皇帝不喜之人，就设法构陷，凡是皇帝不想问罪的，就极尽推拖，尽力化解。终于有门客看不下去，就指责他：“君为天子决不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所谓三尺法，说的是汉朝的法律条文，因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而得名。这位门客意思是指责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专揣摩上意，已经失去执法者的公正和大义。杜周却不在意，他回答，三尺法从哪里来？还不是以前的帝王定下的，如此又何必拘泥于此。我现以今上的意旨为准则，不过是“当时为是”，合理变通罢了。
杜周的回答听起来冠冕堂皇，毕竟秦时商鞅就曾有过“制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说法。但是从杜周及同时代另外两名酷吏对比，我们发现，杜周这话完全是冠冕堂皇的狡辩罢了。
第一个是义纵。杜周最早就是义纵属下，义纵“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义纵也善揣摩上意——事实上，这些酷吏无论哪一个都有一颗善于体察皇帝意旨的八面玲珑心，不然也不可能为皇帝重用——但他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对于符合原则的“上意”，诸如打击豪强，杀王太后外孙，震慑定襄，狠刹盗铸之风等，他欣然从之，可谓将酷烈用在实处。而对于那些不合自己原则的“上意”，义纵则决然不从。譬如，义纵崇尚廉洁，不愿劳民伤财，致使驰道失修，引来汉武帝不喜；又皇帝行“告缗”令，就是鼓励百姓告发富商，可得其财富一半，义纵认为这纯属扰乱民*，就私自杀人，终致皇帝大怒，自己也获罪被杀。可以说，义纵一生所行，无愧于司马迁评价他那句“虽惨酷，斯称其位”。
另一个是张汤。司马迁极言讽刺张汤“知阴阳”，所谓阴阳，就是“上意”，可见张汤之善察言观色还在杜周之上。然而，张汤虽任上做事多有偏颇，为后人指责“巧诈”，在做人上却还有几分底线和操守。张汤是酷吏，也是廉吏，为官十余年，临终阖家“不过五百金”，从而留下千古清廉之名。
而杜周呢？杜周一生效仿张汤，但他在清廉上却差得远。杜周出身草根，初为廷史，只一匹瘦马，十余年为官，“家资累巨万矣”，乃至惠及子孙，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又司马迁指出，张汤之后，法网愈密，百官惶惶，查察补救过失不及，还哪里顾得上“绳墨之外”的事情，导致百官庸碌，朝*日颓，而这时却是杜周与减宣更替掌管诏狱事。由此也可看出，杜周做事，全无一片为国为民心，其所谓合理变通之言，也不过矫过饰非，实则纯为一己之私而阿谀奉承罢了。
司马迁极言西汉官场“从谀”风气及官吏，上述三人皆在其内。但我们细细比较：义纵一心为国却也因此而死，张汤安于贫困却为人巧诈，杜周曲承上意又枉法取私，都是看领导脸色，三人却各有不同。尤其是义纵，说他“从谀”，倒不如说他为生存、更甚为了做点事情而不得不如此行事罢了。事实上，古今中外，察言观色、看人脸色，从来是生存法则之一。尤其在当今的职场，领导的脸色，客户的脸色，*策的脸色，甚至下属的脸色，你都不得不看，不得不上心。但是，那么多人要先看谁的脸色，看清后又该怎样去做呢？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
第一，要有准确的定位
在其位谋其*，任其职尽其责。无论是做人下属，还是为人上级，都要对自己的职位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既要从职能上明确你的工作是什么、有什么要求、要听谁的指令、要对谁负责，还要从根本上立定一颗公心，明确你最该看的是公司的脸色，最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