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理想有冲突。20世纪初期随着年南斯拉夫危机的爆发，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作为和莫斯科不同模式的另一种选择，贝尔格莱德其实吸引了很多国家。和斯大林不同，铁托不摆出帝国威胁的架势（对当地的巴尔干地区除外），在解放自己的国家并引导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上，他并没有依靠莫斯科的任何帮助，南斯拉夫的领袖为东欧那些共产*国家树立了诱人的先例，他们也想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在当地发起革命运动。
斯大林一天到晚疑神疑*，害怕有人威胁到他所拥有的独裁权力；但那并不意味着他误解或未看出铁托或“铁托主义”确实给他带来的危险。所以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小国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再是地方性的特点，而相反地成了主要敌人。
在年共产*和工人*情报局召开的谴责南斯拉夫“叛变”的会议上，共产*的辞藻中首次把“民族主义”用作贬义词。但是，随着国内那些非共产*员敌人的死亡、监禁或流放，苏联的专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真正危险呢？知识分子或被收买，或被恐吓。*队都被牢牢掌控在苏联占领*的手里。
大众的示威抗议对共产*的统治产生了重要的威胁，因为它会严重腐蚀“工农”国家的信誉。但在早些年里，人民民主在他们宣称代表的无产阶级中间虽然一向闻所未闻。但是，消灭中产阶级和驱逐弱小民族，倒是给那些乡村农民、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些往上爬的动力和希望。
到处充满了机会，尤其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和*府雇员来说，可以参加工作，租住享受房租补贴的公寓，工人阶级的孩子可以在学校就读，而“资产阶级”的子女则被驱逐出校。*治上的可靠远比能力来得重要，就业得到了保障，迅速发展中的共产*官僚机构雇用了大批信得过的男女雇员，从事从街区组织者到警察局审讯员的各项职业。
苏联统治下的大多数东欧国家，尤其是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民，都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至少在这些年里一直如此。在这种统一化的模式中存在着两个显著的例外，都发生在这个集团的最城市化、最发达的角落：工业化的波希米亚和柏林的苏占区街头。年5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币制改革”，明摆着是“对前资本家们的致命一击”，导致工业界的工资下降了12％（由紧接着的物价上涨引起）。
原来基于报酬丰厚的熟练工人基础上的发达的工业经济，现在随着工作环境的不断恶化，激起了大众的游行示威，在波希米亚西部主要工业中心比尔森的斯柯达汽车工厂，有2万工人参加了示威。接着在年的6月1日，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捧贝内斯和战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的画像，向市*厅挺进。
仅限于一个外省城市的比尔森游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几天以后，却在北面几十英里外爆发了一场更大的抗议，反对大幅度提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工作标准（但不给付报酬）。这些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府强加的，这个*权早已（并非最后一次）变得比它在莫斯科的苏联主人还要严酷无情，苏联曾建议民主德国共产*领导同意改革，并就向联邦德国输送熟练技术工人一事做出妥协，但民主德国*府对此不予理睬。
6月16日，民主德国全国大约40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柏林也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比尔森的示威群众一样，德国工人轻而易举地被警察镇压了，但是为此付出了代价。苏联红*的坦克被召了进来，将近人被杀，数千人遭逮捕，其中人被判长期监禁，名“乱*头目”被枪毙。
柏林动乱为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唯一一次公开反对共产**府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虽然他的表态多少还有些含糊：随着六月十七动乱的开始，作家协会的书记派人在斯大林大街上散发传单。从传单上可以读到人民失去了对*府的信任。只有付出加倍努力才能赢回它。难道此情此景，就不能简单一点，让*府解散人民而重新选择一群？
处在苏联帝国统治的西部边缘工业区的工人产生了愤怒和不满，这对宣扬共产主义非常不利，但他们并没有对苏联的权力造成什么威胁，并且比尔森和柏林的动乱都发生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这并非巧合。在斯大林时代，真正带有威胁性的挑战看起来存在于共产*组织机构的内部。这是南斯拉夫分裂行动的真正含意所在，这也直接造成了斯大林对“铁托主义”的回应，他因时因地制宜，重新回到了早期的*策上。从年到年，共产*世界经历了第二代的逮捕、清洗，以及最为重要的是*治性“公开审判”系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