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自己的成长经历，斯拉沃热·齐泽克有时会想，如果人生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没有发生，自己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
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几乎没有人不认识齐泽克。这个72岁的老人，或许是整个斯洛文尼亚最出名的人。在首都街头，见过齐泽克的人都会提起这个表达欲旺盛的哲学家。只要在有人的场合，齐泽克就会风格狂肆，旁征博引，宏大论述，令人眩晕。说话时，他总是滔滔不绝，肢体动作难以自控。
哲学家往往像是安静的匠人，醉心于修筑自己的概念宫殿，抽象的表述、繁密的论证是技法，也是修行，在纯粹的思辨中获得不足与外人道的快乐。由于齐泽克一直以来非常活跃的公共言说，人们常常忘记他其实也是这样的哲学家。对哲学家而言，公共言说虽是责任，但也是险途，常常可能招致误解，还会被认为“夸夸其谈”，为同行所轻视。
齐泽克没有这些顾忌，也没有沉湎于纯粹哲学思考的快乐中，而是经常忍不住要关心这个世界，在纯哲学研究之余，“花很少的时间”洋洋洒洒写一篇对时局的分析或是对某部电影或美剧的评论。
齐泽克成长于前南斯拉夫时代，这样的特殊经历，带给了他有别于英美，也不同于东欧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他认为自己是左翼的同路人，但是也时不时发出“挑衅”，以“怀疑主义的、残暴的”方式向左翼提出质疑，目的是为了讨论真问题，同时也锤炼自己的同盟：如果可以招架齐泽克的三板斧，那么面对带有恶意的敌人也能够做到沉着冷静。
回首自己的成长经历，齐泽克有时会想，如果人生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没有发生，自己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
他曾讲起毛姆笔下的故事：有一位教堂司事在某个教堂里工作了二十年，生活很贫苦。有一天，一位牧师发现他其实不认字，就把他解雇了。此人非常愤怒，但也没办法，在回家的路上，他想去买包烟。这一天他才注意到，一路都找不到烟草店，所以拿出积蓄开了一家，之后经营成功，没几年，他发财了。有一天他去银行存钱，经理发现他大字不识一个，于是惊呼，“你赚了那么多钱，却不会读也不会写？我的天，如果你会读会写，现在会成个什么样啊？”此人回答道：“那样的话我还是教堂里的穷司事。”
齐泽克想过，如果求学阶段没有遇到来自当局的压力，如果博士毕业后没有失业五年，自己现在或许就是卢布尔雅那大学“一个冒傻气的教授”。让他觉得讽刺的是，自己身上发生的“最幸运事件“，恰恰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前南斯拉夫当局转向强硬路线之后，自己所遭遇的对待。
当经济危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侵袭前南斯拉夫时，祖国的景象令齐泽克感到难过，他看到了当权者彻底的犬儒主义。齐泽克有两位朋友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他们真诚地相信前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却因此丢了工作——对于前南斯拉夫当时的当权者来说，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是可疑的。
齐泽克在那时已经看到，前南斯拉夫是一个“矛盾的国家”，六个共和国之间，并没有统一的统治思想。而统治者铁托，“像是欧洲贵族：他不关心经济或艺术，他只在意两件事：国际外交和战争。”他后来意识到，或许从70年代起，前南斯拉夫就已经开始逐步走向瓦解。
虽然同样身处共产主义阵营，但齐泽克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接触并不多。他觉得，因为每个国家的结构不同，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阵线。在捷克斯洛伐克，米兰·昆德拉的抵抗是从追求日常的快乐出发。而波兰有着更长的左派社会抗议传统，只是后来，右翼民族主义者上台了。
最近几年，席卷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浪潮让齐泽克感到十分担心。年左右，克罗地亚曾有两个组织在同一天呼吁示威游行，一边是工会，理由是争取更多就业、解决腐败问题；另一边是民族主义组织，理由是反对在公共设施上同时使用西里尔字母（注：克罗地亚的克族和塞族使用同一种语言，但塞族使用西里尔字母）。结果，只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工会的示威，但有20万人参加了民族主义者的示威。齐泽克举出这个例子，以此来告诫人们，永远不要低估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和暴力。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激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灾难。我们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但民族国家对此束手无策。”齐泽克说。
在疫情开始之前，齐泽克说，当今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区域合作：至少在同一个地区的各国要聚集在一起，不是侵入彼此的生活，而是共同制定一些最低标准。比如在欧洲，如果欧盟崩溃了，就会变得非常可怕，民族主义将会波涛汹涌。
这些年来，欧洲右翼的崛起，更令齐泽克感到危机似乎迫在眉睫。“今天西方世界更类似于‘一战’前的局势。”他说。这是因为，新的多极化世界正在浮现，但规则尚不清楚，所以，现在的情况甚至比双方都尊重基本规则的冷战时期更危险。
更要紧的是，欧洲人似乎正在忘记自己的历史。
作为一名左翼旗手，齐泽克如今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已经不再乐观。从长远来看，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不够的，“人类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是更加激进的措施”。
他提到伯尼·桑德斯。年桑德斯参选时，因为自己的左翼立场饱受争议，甚至有人说，他想要毁掉美国。但齐泽克觉得，如果用50年前欧洲的标准去衡量桑德斯的计划，可以看到后者的主张其实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制度”。齐泽克希望人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往前走得更远，社会民主制度对于未来是不够的。但是在今天，当然是唯一选择。”
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齐泽克本以为东欧会走向一个更自由的社会民主体系，社会主义遗产的一部分会以某种方式存活下来。即使东欧各国走向资本主义，也应该是“一个更具社会意识、更多团结互助的资本主义”。但这种情况似乎并未发生，“甚至纯粹的自由主义也没有发生，反倒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以非常有力的方式爆发了”。
齐泽克认为，在许多选择中，东欧选择了最差的一个。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对欧洲的右翼潮流保持警惕。现在，当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大解决方案时，齐泽克总是会问，“但它有什么可能的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才是哲学家们的任务。
哲学家的另一个任务，则是去指出，即使非常中立的简单陈述背后都会有某种意识形态。齐泽克举例说，我们都反对种族主义，但是它在意识形态上总是经常被神秘化。在今天的西方，一提到种族主义，就会有许多人主张要宽容、相互容忍等，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中立的简单陈述。但是种族主义的问题不是宽容，因为在这种宽容的概念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只要相互容忍就足够了。在齐泽克看来，这并不足够——除了宽容以外，还有社会问题、剥削等需要被考虑进来。
他说，哲学家的存在，不是为了给人们带来好消息，而是以乐观的方式告诉人们坏消息。今天的哲学家，不能只为大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要批判性地分析问题如何被提出，让人们看到什么是假问题，哪些提问方式是错误的。
齐泽克自己是这样的哲学家。他几乎会对所有人“开炮”。在特朗普当*的四年里，他对美国左派的批评尤其激烈。他说他讨厌“有着错误的理想主义且虚伪的左派人士”。他喜欢的是有现实主义的左派——有很高的理想、准备好做出艰难决定。他担心的是，如果欧洲找不到这样的左派，那么欧洲会被右翼民族主义者席卷。
在如今这样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位置显得格外重要。对知识分子，齐泽克继续开炮：“他们比看起来更自恋和傲慢，但同时又敏感。即使看上去似乎是骄傲的人，不害怕激怒大多数人，但他们仍然喜欢按照能够吸引大多数人的方式行事。”
有人认为，互联网的崛起让知识分子的音量变得微弱。但齐泽克对此表示谨慎。他觉得我们不应该对过去过分理想化。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保持对专业知识的信心。
思路无涯。几十年来，齐泽克在知识界与许多人有过论战。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或许是齐泽克最大牌的反对者。但齐泽克还是愿意以乔姆斯基为例，勉励后来的知识分子们：即使曾经被整个系统忽视，但乔姆斯基还是幸存了下来，最终让自己的声名响彻学界。
乔治·奥威尔曾说：“唯一重要的自由，是告诉人们他们不想听的事情的自由。”齐泽克认同这句话。对他来说，这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