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年3期上的文章“百年中国，一波四折”，思路新颖、见解独到，读后获益颇多，只是有几个观点似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
温先生认为，对“新中国通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因此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1]”，这一说法似在肯定传统经济体制建立运行的合理性必然性。
是不是“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的建立，必须经由计划经济“建立了分工细致、专业门类齐全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后”才有可能，此点缺乏历史经验的证据。众多国家没有依靠计划经济手段经历这一过程，照样建立起了市场交换的体制；经济发展的常态是：商品交换的存在与不断发展，促使社会分工日益深化，企业规模日趋扩大，最终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形成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说传统体制具有历史必然性，恐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我们前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能够成为现实的*治经济决策，只能是众多*策主张中的一种，或者是众多决策方案中的一个，其所以成为历史现实，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和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成为现实的决策是不是最为合理与最为有效的决策，要看就同一目的追求同样历史条件而言，还有没有其他更为先进合理的*策主张可供选择。关于农业合作化，关于统购统销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内始终存在众多意见分歧，作为备选方案的*治经济*策应该不是只有成为现实的那一种。除了一步到位的人民公社化生产关系体制方案外，还有逐步推行合作化、实行三自一包的*策方案可供选择；除了单一公有制工商业生产关系模式外，还有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时间长得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可供选择。虽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他*策主张均没有成为历史现实，但不能因此否认这些*策主张选择实施的合理性。采用市场体制发展社会经济的国家，经济发展之高速高效；采用灵活*策对待市场与价格机制作用的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经济面貌的迅速改观，以及近20多年中国采用农业大包干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都说明了不同经济*策选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二）
当然，温文的主要意思可能还是：建立社会化的大生产（或者说实现工业化）离不开一定量的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在当时的条件下，非采取公社体制、统购统销等计划体制的手段不行。
对他这样写到:（中-国）“一百年来的四次工业化都几乎是*府主导。都要面对如何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提取剩余的问题，谁能解决*府与小农之间交易费用高到几乎无法交易的矛盾，谁就成功。”又说，“由于*府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传统小农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交易费用畸高”[2]。
“交易费用”即交易成本，是“人们靠市场来交易产权运用资源的成本，它们包括收集市场信息的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成本”[3]。由于计划经济下，*府与分散的小农不是通过市场进行的自由产品交换，而是市场关闭条件下行*机构对农产品的征购派购。不仅征购的数量、质量、方式与价格由计划部门单方面确定，不存在与产品出售方——农民的博奕或讨价还价，而且事实上，农民也没有选择不交易的权力。这样的交易既不存在收集市场信息的成本，也不存在缔约成本，因而没有“交易费用畸高无法交易”的问题。虽然农产品的征购派购也要消耗成本，即*府为公粮的征收入库与副食品的派购完成必然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但这类似于税收征管成本，属于代理成本的范畴，与本来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不是一回事。
对计划部门而言，从农业剩余征集的难易与效果考虑，从分散的收入极少的个体农民手中征收农业剩余，自然不如从集体手中提取来得容易。公社乃*社合一的体制，掌握在公社手中的农产品，类似于掌握在*府最基层机构中的农产品。*府如何定价，需要征购多少，给农民留多少，完全由行*部门说了算。
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当然要从农业收入中获取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最早的商人和工厂主肯定出身于农民，或者本身就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由于产品和生产组织的特点，在与工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由于资本收益或农业比较效益的降低，资本和劳动力脱离农业；或者，由于农业成为工业的原料基地，在特定的土地所有制下出现“羊吃人”（农田改作牧场）的现象，促使农民背井离乡，脱离农业进入城市，此乃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常态。类似于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农产品的过剩和农业流通组织的不发达，使农业经营风险陡增，农业投资效益日低，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资金抽离农业，相当一部分人弃农经商或进城务工。如果这样的情况亦被称之为剥夺农民的话，那么，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现象。
工业战胜农业，农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日趋减少，资本由投向农业转向投入工业，是一个社会工业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与*府直接从农民身上提取发展工业所需资金有着质的区别。举一个与此相近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发展信息产业所需的资金肯定来源于传统产业，因为信息产业诞生前一切社会财富及其积累都是传统产业提供的。假若有一天，信息产业以其高额的利润或与传统行业相比较高的收益，吸引社会资金、人才、资源向信息业转移，致使新经济快速成长，其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份额愈来愈大，而传统产业日趋萎缩，最终成为利润低、工资收入低的夕阳行业，如果这样的历史过程可以称之为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剥夺，那么它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与国家从传统产业中强制性的征收信息业发展资金，用于建设国营信息公司、软件公司，以发展国家的新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是要通过特殊的原始积累手段，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进行资金积累，经济史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从国际上看，泰国、韩国甚至台湾地区，都没有采取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措施，照样实现了工业化。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看，乡镇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并没有依靠特殊的资本原始积累。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对乡镇、个体私营企业的金融支持非常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像温州等地的工业化进程，主要是通过农民自身的点滴积累与企业的滚动发展开始的。不仅如此，有关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一段时间人们都理解是否正确，也还值得疑问。学者秦晖说“‘原始积累’是现在从学界到社会弄得最混乱的概念，马克思从未把原始积累视为早期资本主义，他甚至没有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提法！所谓原始积累，按马克思的说法，纯属一些逻辑上与市场机制无关的抢劫行为，诸如强迫劳动、猎奴与海盗行为、凭权势强占公产、抢劫*金等。把原始积累描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实际上是一种误会。北欧诸国，瑞士乃至德国都未经过什么原始积累阶段，但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却后来居上，比搞过原始积累的诸国更出色。而西班牙、葡萄牙的原始积累搞得比英国更早更疯狂，但资本主义发展却是落伍者，难以望英国之项背。”
嗯
（三）
温先生不认为建国后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推行计划经济，也不认为近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市场取向改革的产物[5]。但是显而易见，经济没有活力、缺少创新、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等主要经济问题的存在，是与计划体制有关的。就国际范围来看，东德与西德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北朝鲜与南朝鲜现代化发展状况上的霄壤之别；就国内而言，改革前广东深圳与台湾香港地区经济活力的差异，显然与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当我们把土地的生产经营权交给农民，适度放开了农产品市场，主要依靠价格的刺激（实际是将农产品的价格恢复到合理的水平），就一举解决了我国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长期短缺的问题；当我们稍稍放开投资和工业品生产的限制，中国的小商品生产和一般加工业就迅速繁荣起来，时间不长，竟使得国际上充斥我们的产品。这一点也印证市场和划划发展效果的差异。
（四）
“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从跟西方人呀呀学语，进步到‘邯郸学步’，再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据作者说是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再前面，是资本经济的汪洋大海，难道，我们除了亦步亦趋就没有自己的路？”[5]
社会发展有一个路径依赖问题，已经形成的英语文化在知识承载传播上的强势地位，使得任何希望掌握现代知识攀登科技高峰的人，都必须以熟练掌握英语为前提。同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经济模式日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今天，任何希望快速发展国家经济的民族，都不能不融入市场经济的主流之中。欠发达国家在经济运行方式、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上，采用国际惯例，运用与西方国家相同的组织制度，甚至走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难道可以不步西方后尘，拒绝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吗？难道可以抵制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搞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吗？我们可以不要学习和照搬专利制度、股份公司体制吗？我们能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省却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直接进入信息时代吗？这里，完全用得着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6]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模式、道路，关键是要看什么样的模式和道路具有合理性、现实性，而不是看其是否新颖和独创。西方国家业已实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模式，并没有因为其陈旧而失去可行性。而建国以来，我们独创的史无前例的农村大食堂、人民公社等经济社会体制，也没有因为其新颖独创而变得合理与现实。今天，所以兴起了学习借鉴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热潮，完全是因为改来改去人们终于明白了：计划经济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弊端，修修补补无济于事；一旦走向市场经济，实践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要求人们建立完善彻底的市场制度。
注释：
[1][2][5][6]《读书》[C]年6期，第4页，第7页，第7页，第10页，
[3]（[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4]秦晖：“社会公正与学术良心”，见《自由交谈》[C]，四川人民出版社，.1，第70页。
[6]《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1页